你能想象得到吗？沿着秦岭脚下，从西安市蓝田县九间房镇往西到沣河，曾经绵延着成片的稻田？

  唐时，那片稻田，在过起了隐居生活的大诗人王维眼中是“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

  20世纪50年代，那片稻田，是作家柳青《创业史》中的“十里蛤蟆滩”，依然是一派稻花香里说丰年的江南水乡景象。

  如今，那片稻田，寄托着城里人追寻的乡土田园梦，吸引着一波又一波的游人驻足打卡。

  7月23日，西安市长安区王曲街道皇甫村“十里蛤蟆滩稻花乡里农业景区”，这里背靠神禾塬，面向滈河滩，一派白鹭低飞、绿鸭巡游的田间美景。

  蓝天下，扑面而来的是绿到极致的稻田洋溢着的生命力，扑鼻而来的是稻叶散发的特有香气。

  一眼望去，满眼绿意，细细分辨，有翠绿、墨绿、苍绿等等。走进田间小道，伴着蝉鸣蛙噪，小心翼翼避开田间溪水，又忍不住跃跃欲试弄清楚这溪流有多深，还可欣赏插在田间的各类画作，据说这些画作是在此写生的艺术生们“捐赠”的。

  在无人机视角下，这块东临滈河、占地约200余亩的稻田间，分别长出了颜色更浓郁的“山水长安”和更苍翠的“林间”艺术字。

  景区相关负责人姚运红说：“这其实是稻田画工艺，要通过彩色稻种植来完成，需要提前设计，并在播种前放线种植。水稻生长对光照时长的要求很高，必须要保证在每年5月20日到6月15日前插秧。这块稻田预计将在9月底到10月间相继收获，不一样的颜色的稻叶代表着不同的品种。和柳青笔下一度水源干涸，水田变旱地种起小麦的滈河畔十里蛤蟆滩一样，王曲街道在2020年启动新时代‘创业’计划以来，通过滈河综合治理、水系建设、农田改造等一系列工程，采取以村民为主体的农业合作社模式，恢复十里蛤蟆滩稻连稻的景观，推动农文旅产业融合。”

  带着孙女来此休闲的张老先生夫妇说：“趁着暑假，带孩子接触一下大自然，观察水稻的生长情况。她此前参加了这里的插秧活动，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带她看看，因为孩子想清楚自己插秧的稻田现在是啥状况。”

  同日，在人称“秦岭小江南”的西安高新区东大街道，记者也看到了同样静谧的场景，抽出稻穗的水稻有的已经弯腰，紧邻着的荷塘里浮萍片片、荷花朵朵。

  据2022年统计数据，西安全市水稻种植培养面积2579亩，其中，长安区1448亩，高新区690亩，蓝田县211亩，鄠邑区230亩；全市水稻总产1160吨，平均亩产350－450公斤。

  另据调查，西安全市鱼稻共生约151亩，其中长安区2022年在王曲街道开展稻鱼（虾）共养试验约100亩，水稻亩产400公斤，水产品种有鱼、虾、螃蟹、甲鱼等，每亩养殖甲鱼200斤或龙虾260斤或鱼180斤或螃蟹200多斤；高新区2022年，在东大街道开展稻鱼（虾）共养试验约51亩，鱼稻约38亩，虾稻约13亩，水稻亩产300公斤。

  “大姐，你不认识额咧？你忘咧，去年你换过额滴大米，还是额给你扛到楼上去滴，唉？大姐，你看你要米不要？咱这米美滴很！”

  1991年央视春晚，郭达操着一口正宗的陕西话，用大米换面粉的小品，这演绎的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老西安人熟悉的场景，自行车后座麻袋里装的正是秦岭北麓特产——桂花球大米。

  让老西安人口齿留香的“桂花球”大米，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长安区传统主栽品种，在省内外小有名气。

  作家柳青创作的小说《创业史》，起先就叫《稻地风波》，讲述的“桂花球”大米故事，也发生在长安。

  1993年长安区水稻种植培养面积约7.6万亩，2003年长安区水稻种植培养面积缩减到约3.23万亩。10年间种植培养面积减少了一半之多。

  2016年西安对全市水稻种植情况的摸底调研中，发现全市水稻主要种植在长安区东大街办、王莽街办，面积已不足千亩，主要是种植莲菜、水稻，以观赏为目的。水稻田的种植基本是为了莲菜池倒茬，一般3年一倒茬。

  西安市水稻种植培养面积慢慢的变少，官方认为根本原因有四：一是受水资源缺乏影响。随着河水水位下降，水源生态的改变，水资源的减小是导致稻田面积减少的重要的因素；二是单家独户的水稻种植比较效益低，农户种植积极性不高。“桂花球”好吃不好种，种植投入大、劳动强度大、效益低，种稻的人自然慢慢的变少；三是老品种常年种植产量不高。多年来，长安水稻种植一直以桂花球、黄金晴等为主，虽然是经过改良的品种，但品种增产潜力有限，产量水平不高，抗逆性会降低；四是规模化种植少,以有种植习惯的小散农户为主，且多为倒茬。

  近年，陕西稻田恢复被提上了日程。2016年，宜君县重启水稻种植；2017年，眉县渭河南岸恢复种植的生态水稻丰收；2018年，蓝田县焦岱镇荣家沟村建立了300亩水稻试验示范田；2021年，旬邑县马栏镇试种50亩优质五常稻喜获成功……

  截至2020年，省农业农村厅官网文章《省农技总站助力关中稻田恢复》透露：“岐山、眉县、长安、合阳等地已恢复稻田2万余亩，亩产可达550公斤左右。”

  文章还特别指出，关中水稻面积的恢复有三大优势或者目的：调整农业产业体系＋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地区生态气候。

  相较于关中，陕北水稻恢复种植的速度更快。榆林的榆阳、横山，延安的宝塔区、黄陵、洛川等地高唱“江南style”，特别是陕北种稻“第一大县”横山，水稻种植培养面积已达到5万亩。而出产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和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直罗贡米”的富县，也立志要在“十四五”末水稻种植培养面积达到2万亩。

  2022年，苏陕协作项目陕西省洛南县旱改水水稻种植示范园培育种植的150亩优良水稻试种成功，打破了地处秦岭深处的商洛全市多年不种水稻的历史。

  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30多年间，西安等地的水稻走过了从“换大米”到“观赏为主”的模式切换，借着现代都市农业的东风，秦岭脚下水稻又种起来了，田园变公园、农区变景区，美不胜收的稻田，吸引着一波又一波的城里人驻足打卡。

  现在，水稻寄托着城里人的乡土田园梦。当乡村旅游已逐渐成长为万亿级规模的新兴起的产业，水稻的恢复种植，走的其实是休闲农业与旅游相互交融的新“稻”路。

  在历史地理学范畴，黄河流域的水稻种植并不是新话题，且常常围绕“北方推广水稻种植要哪一些条件”“水稻曾是北方的主要作物吗”等问题展开探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导樊志民教授说：“1985年，《复旦学报》便发表了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邹逸麟先生撰写的《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水稻生产的地域分布和环境限制》一文。他以唐中期为分水岭，概述历史时期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片区的水稻种植，关中地区是重点论述区域之一。邹逸麟认为，随着唐中叶黄河流域自然、社会环境的变化，水稻种植才逐步衰落。稻米在黄河流域的粮食作物中占比很少，是只供给少数统治阶级享用的珍贵食品。”

  邹逸麟在文中指出，黄河流域的水稻种植史至少有三四千年。2018年，陕西渭南东阳遗址发现距今5800多年的人工栽培品种的水稻遗存。影响水稻成为黄河流域主要作物的自然条件是气候、降水、土壤的限制。根据对二里头遗址绝大多数人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普通居民应还是以小米为主的碳三类植物，而不是以水稻为主的碳四类植物，部分专家推断稻谷可能是专供少数贵族食用的。

  樊志民认为：“从我个人的农史研究与认知看，历史时期稻作的基本产区在南方，北方以旱作为主，但北方仍是重要的稻作区之一。”

  在邹逸麟的文章中，引用诗经“十月获稻，为此春酒”“彪池北流，浸彼稻田”（彪池在滈池之西，彪池水北流并入滈水再北流入渭水）和“丰年多黍多稌”（按《说文》解释，“稌”就是“稻”）等诗句，证明关中地区至迟在周代已有较发达的水稻种植。

  战国末年（约前236年），秦国修成郑国渠后，形成关中地区渭河以北的自流渠道。邹逸麟认为，郑国渠不仅改善了河流沿线的干旱，更因泾河泥沙含量大而改造了沿线大量盐碱地。《史记·河渠书》中载“渠成，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但这么大型的灌溉工程兴是否与水稻种植，史书上并无明确记载。

  邹逸麟指出，汉唐时期，关中地区的水稻无论在种植区域还是面积上都比先秦时期有了较大发展。

  《汉书·东方朔传》记载，汉武帝公元前138年在长安周围渭河南北一带游猎时，用“驰鹜禾稼稻粳之地”来描述，可见当时长安地区的水稻种植已相当普遍。

  西汉成帝时（前32年一前7年）反映关中地区农业生产技术的《氾胜之书》中，提出用控制水流调节稻田水温的方法，也证明关中地区已有长期栽培水稻的经验。

  《汉书·沟洫志》中提到，“今内史稻田租挚(契)重，不与郡同，其议减。”能够准确的看出，当时左、右内史地有不少人付着比别的地方更高的租金种水稻，左、右内史地即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前后）的‘三辅之地’，大致就是关中地区。

  汉武帝时期，还陆续修建了一系列人工灌溉渠。其中，与郑国渠走向大致相同的白渠，被合称为郑白渠，西汉民间还流传歌颂郑白渠既灌溉又肥田的民歌《郑白渠歌》。不过，樊志民认为，泾洛渭几大水利工程主要是解决旱地灌溉问题，与稻作发展关系不大。关中稻作主要在山边、河岸这些地下水基本饱和的地方进行的。

  唐代，因郑白渠沿岸私设的“碾硙”（利用水力推动的石磨）一直无法拆完，灌溉面积比汉代有所缩小，但关中地区的水稻生产仍有相当规模。开元年间（约713年—741年），同州朝邑县（今大荔县东朝邑）通灵陂可灌溉稻田二千余顷；鄠邑县尉、京兆尹稻田判官王鋐，管理首都长安附近水稻生产。

  宋代，关中地区的郑白渠因泥沙淤积，渠口抬高，难以引水，导致灌溉面积不及西汉时二十二分之一。宋太宗初年，为了防边需要也曾尝试恢复在黄河流域局部地区大面积恢复水稻种植。

  元明清时期黄河流域水稻生产更趋衰落，关中地区从未出现在历代中央政府尝试在黄河流域恢复水田的区域中。不过，樊志民指出，“清以来南方移民在山陕河谷地兴修小型水利工程，某一些程度上又带动了北方小区域稻作发展。”

  水稻种植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极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气特征情况和土壤质量。因此，樊志民认为，“无论南北，只要有合宜的环境与条件，都可能会有稻作起源。”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付启梦 杨鹏 实习生 康欣煜 摄影 赵彬